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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回归”情结

 
丁东亚  薛舒
 
丁东亚、薛舒: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回归”情结
 
  偏爱“底层人物”,
  因常常是其中之一
 
  ▶丁东亚(以下简称“丁”):薛舒老师好,您的小说处女作《记忆刘湾》是2002年在《收获》杂志上发表的,可以说一出手,您就占领了“高地”,那段时期,您的小说大多把都市边缘的乡镇作为地域背景,这无疑与您大学之前一直生活在上海郊区小镇密不可分,我很是好奇那是怎样的一段人生经历。事实上,上海郊区乡镇在融入城市过程中的矛盾,与普遍的城乡矛盾有很大差别,您怎么看待这一现象?
 
  ▷薛舒(以下简称“薛”):处女作发表《收获》的确很幸运,但我也一直觉得,也许那仅仅是幸运。我写作开始得比较晚,小时候也没有长大后当作家的梦想,从少年时,占用业余时间最多的就是唱歌跳舞;参加各种歌唱比赛,很享受在舞台上万众瞩目的感觉,虚荣心得到高度满足。但是,我没有因此而变得轻狂,因我学习成绩一般,不像我弟弟是学霸。他在学习这件事上给我的严重打击,让我没有机会变得“不可一世”。当然,在我出生与成长的那个小镇上,我还是比较“著名”的,并非是因我出色,而是当年我妈是小镇最“高科技”的电器商店店长。小镇上所有人家的电视机、洗衣机、录音机、自行车以及电风扇等电器,都是从我妈负责的店里买的。当年这些商品都是紧俏货。我妈在小镇是一个很被需要的人,人们讨好她,就为弄到一张电视机票或洗衣机票,她因此“著名”,于是我和我弟弟也变得有名起来。
 
  我从小在黄浦江东边(浦东)的“乡下”长大,那时候我们把去黄浦江西边的市区叫做“去上海”,也就是说,我们默认浦东不是上海。我们去市区游玩,或者做客,会听到有人把我们叫“阿香”。我一直以为这是上海滑稽戏《七十二家房客》里那个漂亮伶俐的女孩“阿香”。长大一些才知道,其实是“阿乡”,乡下人的意思。但上海人也会娶乡下老婆,多半是上门女婿,入赘;或者乡下的男人娶个上海女人。在我们浦东,这样的婚配不少,多半是因为乡下有田地,有房屋,经济和环境甚至比市区更好。所以,上海的乡下人,一点都不比城里人穷。也正是如此,才不会推演出中国城乡典型的矛盾,因为上海这座城市比较特别,它的都市范围相对狭小,而所谓的郊区,离都市很近。小时候,住在小镇上的我们,只要坐上一班公交车,半小时至一小时,就能到达最繁华的南京路和淮海路。小镇上有很多孩子的父亲或者母亲就在市区工作,每个周末都会回来。我们的小镇很容易就能接收到来自都市的潮流信息,包括衣着打扮,家居吃食,国内外新闻。上海很小,小到需要41个上海才能组成一个内蒙古的呼伦贝尔市。上海又很大,大到被称为“大上海”,这造就了某种上海特有的城乡关系,也让如我这样的“阿乡”,在成长过程中,从未被压抑,也从没有因出身而自卑过。
 
  ▶丁:我了解到您是化工专业毕业,原来是上海石化工业学校的教师,在个人的想象里,您似乎应该是一名出色的教师或是化工技术师才对,而且据说您天生有副好嗓子,也可能成为一名很好的歌手,是什么促使您选择走文学这条路?
 
  ▷薛:我觉得我可能是一个不务正业的人,在应该好好学习的年代一直在好好唱歌,在应该好好做老师的年代却开始好好写作。不过有一点,我在做老师的时候,学生还挺喜欢我的,有一年的年度评分,学生打分这一栏,我是全校最高的。我自己也挺纳闷,为什么我总是在干着这一行的时候,却爱着那一行?直到有一天,一位记者问我:你当年唱歌都得了上海市的第一名,你跟音乐学院的名师学了那么久声乐,后来是什么让你放弃了?假如现在有某种巨大的诱惑让你放弃写作,你会吗?
 
  我被她问住了。
 
  其实在放弃唱歌的时候,并没有别的巨大的诱惑,甚至写作的开始,也充满了艰辛与不确定。从写小说的第一天开始我就没想过发表的问题,发表不是目的,发表只是写作过程中的春暖花开,而写作,是春夏秋冬,是四季,是萌芽与枯萎,是花开与凋落,是爱与烦恼,是生命与疾病,是生活。所以,我还真不知道是怎么就走上了写作这条路,我确信很多人也一直在写作,写作伴随着他们的生活,只不过在作品还未发表或出版的时候,我们并不认为,那些独自书写、独自阅读的行为,也叫写作。
 
  ▶丁:从 2002年到2005年,您就开始了大量的小说创作,《记忆刘湾》、《麦粒肿》、《在沙洲上呼喊》、《暮紫桥下》、《乖女孩舒畅》、《花样年华》、《忘却》、《纸牡丹》、《独行天下》等中短篇小说,可以说一开始,您便将讲故事的天赋发挥得淋漓尽致,相信这段时光也会令您终生难忘。《记忆刘湾》一出来,便获得了王安忆老师的称赞,相信这段期间一定还有更多让您难忘的记忆吧?
 
  ▷薛:二十年前,我写完人生的第一个短篇小说《记忆刘湾》,还不知道要投稿,就发在了当时很火的《榕树下》文学网站,出于自我欣赏的目的。一年后,在朋友的推荐下,我的几个短篇小说被王安忆老师看到。那是一个幸运的下午,我在电话里听到了王安忆老师的声音,她说她在担任“榕树下”文学比赛的评委时读到过我的小说,还说我的《记忆刘湾》写得不错,当然,她还批评了我的另几个短篇小说,也给我提了很多建议。几天以后,我又接到了当时的《收获》副主编肖元敏老师的电话,说《记忆刘湾》准备刊用;再后来,在《收获》的推荐下,我成了上海作协新世纪青年创作班的学员。同年,我又有两个短篇小说发表在《上海文学》,王安忆老师在这一期的《上海文学》上为我写了一篇短评。
 
  我相信,有无数的写作者希望得到文学大师或前辈的指点与提携,我也相信有很多写作者为能在《收获》上发表作品而觉骄傲。而我,真心觉得自己非常幸运,可以说2002年是我人生的转折点。时间过得飞快,现在已经是2021年了,每每看到王安忆老师的新作品时,我总是如仰望高山一般地仰望她、敬畏她,同时会自责,并且问自己,这些年我有没有变成一个更好的写作者?
 
  ▶丁:当然已经是一个很好的小说家了,这并非恭维,而是您优秀的作品已足够证明。在阅读您的小说作品时,我注意到您的多篇小说人物都是写大城市平凡生活中最普通、最不起眼的人,譬如《成人记》中独自抚养失智孩子的单亲妈妈、《世上最美的脸》中用手感知“美”的盲人按摩师、《张某花》里住在社区卫生院临终病房的老人等,记得谢有顺评点您的中篇《张某花》时说,“或许有些人物渺小得模糊了姓名,但世界不会忘记她们发出的光。”这是否也是您为何偏爱这些底层人物的缘由?
 
  ▷薛:一直对“底层人物”的说法稍稍有点疑惑。那可能只是社会学研究者或者文学评论者为了方便论述而做的某种划分。事实上,我们经常会看到中产人士的母亲在垃圾桶里捡矿泉水瓶,富豪离开公司办公室到街边小摊吃黑暗料理。我上班的地方,在上海的淮海路与延安东路之间,是当年的法租界,如今的白金地段。我家在复旦大学江湾校区附近,那里聚集着很多漂亮的公寓和别墅,居住环境特别好。然而,就在我们这条街的对面,有一个工地,工人在那里修建地铁、造大楼,同时,他们搭起工棚在那里生活,街边开出了很多小店。我和我先生很喜欢去那里的一家小饭馆,饭菜做得很好吃,川菜味儿很正。四张方桌的空间,厨房里炒菜的声音与吃饭的人声混合在一起,菜还没上来,老板娘先送一小碟花生米,米饭免费添加,三菜一汤,百元不到。民工们来打牙祭,或者买一份10元的盒饭,他们吃得香很安心,我们也吃得很香很安心。我们还喜欢去工棚外面的蔬菜摊兜兜风,买点新鲜的番茄黄瓜,因为在三百米之外的盒马超市,同样的钱,只能买到三分之一。
 
  我们开心地吃着小饭馆的饭菜,然后拎着廉价的新鲜蔬菜回家时,我觉得我们和生活在工棚里的人是一样的。我们的生活,无时不刻不在交叉融汇中,尤其是疾病、衰老、死亡等人人都要经历的生命过程,不管富有还是贫穷,我们大概都会感觉到快乐的短暂,生活的艰辛,以及爱情的美妙。这些体验,任何阶层的人都有。可是,人类喜欢总结真理,喜欢把复杂的问题归到简单的类别中,还喜欢把生活变成哲理。我们放大名利与道德的对立关系,常常在“人穷志短”抑或“为富不仁”的简单化、概念化的争论中把视线投向我们愿意看到的、却未必是真正客观的现实,这一切,都给写作者提供了很多可以显见人性的缝隙。如此说来,我的确比较偏爱“底层人物”,不仅仅是写,而且,我也常常是其中之一。他们在小说里说的话,做的事,可能正是平时我说的话、做的事。只不过我希望我小说里的“底层人物”是更丰富和立体的,不是某一种类别。
 
  ▶丁:在您另外一些作品里,您也多次写爱情,如《相遇》,讲述的是一个大龄青年因为偏执地爱上一个名字,从而一厢情愿地爱上一个已故去女人的故事,让人不免想到《聊斋志异》之《聂小倩》篇,另一篇被您自己称为处女作的小说《春天的故事》,讲述的是年轻女孩暗恋大学老师的故事;发在我们杂志上的《绿手指》也算是对爱情向往的另一种呈现,作为女性作家,您对爱情这一主题无疑有着理想的一面,您的爱情观是什么?
 
  ▷薛:关于爱情小说,我想那可能也只是一个简单归类;用一句流行的句式来说:当你在谈论爱情的时候,你在谈论什么?借由个体的爱情,展示普遍的人性、世界观、生命观、命运观,这也是写作者经常在做的。
 
  去年,我的小说集《成人记》出版时,制作者提炼了一句很好的推介语:六个离爱情相去甚远的爱情故事。我想,这大概是我在写与爱情有关的小说时的一个共同点。曾经看到过一段话,出处已忘记,但我很喜欢,就记住了:一个人是多么容易把对自己的鄙视误解为对爱情的需要。爱情的伟大之处在于它可以遮蔽一个人存在的虚空,爱情的渺小之处在于,它只能遮蔽这个虚空而已。对于解决自我的渺小感,爱情只是伪币。这句话,不能说是我的爱情观,但是,作为一名中年女性,对爱情的思考,显然我已做不到脱离巨大而又庞杂的生活。
 
  写作中性别特征无法回避,
  也无须回避
 
  ▶丁:作家想要将自己的小说作品变得具有说服力,最直接的方式显然就是将故事写出来,当故事最终赢得读者的青睐,使他们完全相信故事中人物和其遭遇的真实存在,那么写作者才能“最大限度地利用包含在事件和人物中的生活经验”,使得小说具有难以抗拒的说服力,这也是我在编发您小说《成人记》后的个人感悟,事实上,小说的魅力所在,重点似乎不是故事,而是它们本身具有的说服力带领着我们体验和分享故事。《成人记》显然有着这样的说服力。是什么促使您产生写这样一篇小说的?
 
  ▷薛:在我二十多岁的时候,有一次在“小绍兴”饭店就餐,邻桌有一对母子,他们的餐桌上仅有一盘白斩三黄鸡,没有别的菜。儿子十七八岁的样子,顾自举著大啖,吃相肆无忌惮。母亲低眉端坐,用筷子挑拣出最好的肉块,夹到儿子的碗里,自己一口都没吃。母亲做成这样,孩子被宠坏是一定的,彼时我想。然而等他们吃完,站起来准备离开,我才看出异样。那孩子抬起头,面容完整暴露于我视线内,典型的“唐氏儿”。母亲牵着儿子的手出饭店,人高马大的小伙子,可能因为吃的欲望得到满足,步态雀跃。
 
  那时候,我还没结婚,自然没有孩子,观察邻桌母子吃饭,仅是好奇心使然。直到自己也做了母亲,偶尔想起那场景,会忽然心痛。
 
  八年前,上海杨浦区,某阳光学校。我去采访,进教室听课,我选择了靠后排的座位,隔着走廊,坐着一位高个儿小伙子。从我落座开始,他连续三次挪动自己的椅子,朝着我的方向,越过走廊,向我慢慢靠近。在离我一拳之隔时,他突然面色绯红、轻启嘴唇:你知道我叫什么名字吗?原来他准备把自己介绍给我认识。他的智商停留在七岁,但是身体的本能驱使他向一名成年女性靠近。我没有见到他的母亲,但阳光学校的老师告诉我,他母亲准备带他去相亲,对方是一个聋哑女孩。他母亲说再不给他找个女人,就要出事了。
 
  我的一位文友,热情开朗,多才多艺,有一回酒到酣处,他突然提起二十多岁的智障儿子。事故发生在一岁左右,正牙牙学语,有一天午睡,从床上跌下来,那以后,再没开过口。长着长着,也长大了,喂饱就好,还有,家门一定要关牢,文友说。十八岁的时候,他儿子跑出去过一次,满城找不到,他甚是绝望,想大概儿子要没了,不想一抬头,看到小区外面的公交站边,他的儿子正坐在街沿上,文友说他的眼泪“哗”地一下落了下来。他说从没听到儿子叫过他一声爸爸,可他依然是他的儿子。他和妻子从没去深究过儿子的智障到底是因从床上跌下来造成,还是先天问题。他说儿子那天午睡,是妻子在照看,他在单位上班。从此,午睡成了他们家的禁忌。
 
  很多时候,我写病人,是想以其特殊来消解普遍的困境。然而,写病人一定不是仅仅为了同情、体谅,或给予病人关爱,而是要如何做,才能不把他们当病人。也许,所有人都把他们当病人的时候,父母是最不愿意把他们当病人的人,或者父母就是人群中少有的那几个试图走进另一个星球的人。
 
  小时候看见过邻家傻儿子结婚,娶的也是个傻媳妇,后来还生了孩子,居然伶俐活泼一切正常,他们因此而当上了傻爹傻妈。也许是出于本能,他们知道如何做夫妻,如何完成生育。然而,我不知道的是,这个孩子长大后是否会因无以抉择的出身而自卑。但事实是,智力障碍并未妨碍他们具备繁衍后代的动物性。
 
  什么是“成人”?这是一个衡量道德水平的尺度标准,还是一种身体需求的描述?或许只有母亲知道,她的儿,要成人。
 
  ▶丁:我曾将您的《成人记》与英国作家麦克尤恩的短篇小说《家庭制造》和《与橱中人的对话》比较,因为个人感觉这三部作品之间隐约可感知的意象或气息,有着某种相似所在。我知道您是麦克尤恩的读者,《成人记》是否受到了他的影响?
 
  ▷薛:喜欢上麦克尤恩,起初是因为看了他的短篇小说集《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后来也读了不少他的长篇小说,也很喜欢。可能他的短篇小说影响力不及长篇小说,但我还是更喜欢最初阅读那些有着无处不在的伤感与荒诞的小说的感觉,喜欢他所具有的冒犯感,以及窥视欲倾向,那是人心隐秘之处的敏感与脆弱。这些年,我投入在文学创作上的精力主要集中在中短篇小说上,我对中短篇小说有种迷之热爱,自己在读别人的作品时,也更喜欢中短篇小说。可能与我比较繁忙的工作有关,现代人生活节奏也普遍很快,如果一句话能说完的事儿,我想大多数人不喜欢用十句话的时间去了解。在有限的字数内把事情说清楚,说深刻,说出不可言说的意味,是我在写中短篇小说时的一些追求,我想,我比较珍惜这种感觉,在短小的篇幅里,抵达我想要的表达。
 
  ▶丁:谈及作家影响这一话题,我想把话题稍稍外延些,您阅读经验里,哪些作家对您的写作产生过不同层面的影响?
 
  ▷薛:我写小说,开始得很晚,将近三十岁吧。开始写作,是起始于读到余华的长篇小说《许三观卖血记》,然后是《活着》,忽然,就动了写作的念头。
 
  忘了是哪个著名作家说过,当你看到大师的作品,然后自己也有了写作的冲动,那是因为你在大师身上看见了(天才的)自己。原话忘了,大约是这个意思。余华的小说的确对我有着巨大的吸引力,他让我确认,我也有相似的倾诉欲望。《许三观卖血记》讲述的那个故事,仿佛就发生在我童年生活的小镇上。这很有典型性,很多作家都是这么开始写作的,从追随一个偶像开始。后来,随着阅读的增多,喜欢的作家越来越多,不过最初的喜欢,就真的像粉丝追随偶像一样,不管偶像表现如何,依然会喜欢。
 
  我喜欢的作家很多,最早的当然是鲁迅,还喜欢老舍和汪曾祺,之后的王安忆、铁凝、韩少功,再之后的苏童、毕飞宇,再再之后的阿乙、张楚……外国作家,从小时候的契科夫、莫泊桑,到后来的昆德拉、麦克尤恩、保罗·奥斯特,有的可能读的时候蛮喜欢,但也忘了作者的名字。
 
  ▶丁:尤瑟纳尔在接受《巴黎评论》的访谈中谈到每一个女作家目标不应该只是成为女作家中最好的,而是要成为所有作家中最好的,所以一个写作的女性唯一要考虑的事情是把自己所了解的、体会的东西讲出来,无论美丑,无论矛盾与否,都不用去遵照任何准则,甚至不用遵从同一个阵线的女性,您也是这样吧?您觉得女性写作和男性写作之间有根本的差别吗?
 
  ▷薛:写小说,女性作家之于男性作家总会有所区别,这不是性别自由能解决的问题,况且我不觉得这是问题。“优秀的写作者都是雌雄同体的”,伍尔芙说过这样一句话;与此相对照的另一句话是杜拉斯的:“若我不写小说,不是作家,那么我应该是一个妓女。”也许我们可以这么理解杜拉斯的话:写作成就使她成为一个光耀文坛的卓越作家,她放弃了人生的其他可能性。但她用“妓女”来比做人生的可能性,可见杜拉斯的女性视角,自信甚而带着嘲弄般的冒犯。
 
  伍尔夫的“雌雄同体”一说,又如何理解?心理学家荣格好像有过这样的说法,每个男人潜意识中都有一个女性的性格与形象;相应的,每个女人的潜意识中也有一个男性性格和形象。每个人生命里都驻足着一个完整的“人”,只是很多时候,他(她)们总是狭路相逢。那么伍尔夫的意思,大概可以理解为,无论男性和女性,都具有“可悲的缺陷”,无论以男人视角还是女人视角来观察世界,都是不完整的,必须超越单一性别的界限,结合两性之长,才能达成完整的自我。当代女性,与男性一样,都承受着生活和工作带来的压力,她们时刻处于独立人格与性别意识的挣扎与声张中,在现实中,她们是那群不认命的女性。还有一些人,她们标榜独立,却在行动中对男性提出更多责任承担的要求,她们也不认命,却还是不自控地把命运寄托于男性体系。这很普遍,也是女性走向真正独立的必经过程。
 
  作为一个女性写作者,我的小说无法回避性别特征,这是天然的。伍尔夫抑或杜拉斯,无论她们在写作时是否时刻记得和强调自己是女性,无论她们以反对还是赞同的态度对待有性别的书写,当我们阅读到她们的作品时,依然能清晰地感觉到作品中的性别痕迹。当我们主观上试图去表现性别,或反对性别表现,都可能因诚实的文字而遭到背叛。
 
  ▶丁:通过您的回答和阅读您的小说,我能真切地感受到您是一位现实主义小说家,但有作家认为小说的叙事功能如今已被电视和电影接手,而且电视和电影的完成度更高,您是否认同?
 
  ▷薛:假如把写作当做一门手艺,那么小说就是一样被人需要的产品。有些手艺正在失传,是因为这种产品已经不被需要了呢,还是生产这种产品的方法已被淘汰?当小说家把自己当成手艺人的时候,他是为了传承这门手艺呢,还是为了生产出可以卖钱的产品?任何事物都有可能遭遇淘汰,但是被淘汰不等于没有价值。现代人不会像李白或苏轼那样写作,但他们的作品却成为永恒和经典。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发生手艺或者手艺人何去何从的问题,包括电影人,他们可能也需要从现在开始就提醒自己,要记得居安思危。
 
  文学与生命一样,有孕育,有繁衍。生命繁衍时,一定是有所传承,有所遗失,也有所变异。假如说娱乐性、消遣性都是当今文学生态中的“恶劣”部分,那么文学能做的是什么?在不改变“属性”的前提下努力适者生存?如果文学本身是强大的,那它会在恶劣的生态环境中适应、延续、繁衍下去,甚至进化出具备更强、更全面的适应力和免疫力的文学。未来世界中,什么才是更有意义、更有价值的,由今天的我们来猜度,是不是都会受到过去与当下的限制?
 
  在现实生活中体悟,
  于思考与想象中抵达
 
  ▶丁:我是在《新民晚报》上看到您写的那篇《我们的2020》,才知道原来您和先生在从四川回上海后的遭遇,曾被不明真相的病毒侵袭,您鼻塞头痛,您先生发烧。彼时,我因为身在武汉,身处新冠疫情中心,而且在疫情爆发一周后也是出现了发烧症状,像您和您先生一样,在服用了板蓝根和小柴胡冲剂后,一周内得以痊愈。也是在这篇文章里,我看到您父亲在此期间因呛咳造成普通肺炎,未能及时得到抢救而离开了人世。这是《回乡记》创作的动因吗?
 
  ▷薛:谢谢东亚的关注,这么小的一篇文章都被你读到,让我有点感动。一部小说的产生,会有一个灵感起源,也会有一段积累的过程。2020年1月20日,我和先生自驾回四川老家过年,紧接着就发生了疫情。从四川回上海的途中,我先生收到一封当年他在美国读博的大学的邮件,邮件告知他,他的导师因突发流感辞世。这位美国导师已经八十岁,为了防止得流感,他年年都会打流感疫苗,但是2020年,打过流感疫苗的他突然去世了。这让我很惊讶,彼时正是2020年1月26日左右,武汉疫情处于最严峻的时刻,当时,我就有了对新冠病毒来源的更多猜测。回到上海,我就为《回乡记》开了个头,一边密切关注着武汉的战疫情况。但是小说只写了第一节,我的父亲就病危了。2月中旬父亲去世,直到处理完善后工作,能够静下心来继续写作时,我发现,《回乡记》偏离了我预设的轨道,走向了另一个方向。
 
  可以说,父亲的去世并非小说的起点,但他的去世,让小说改变了方向。
 
  ▶丁:事实上,这种方向的改变,可能使得《回乡记》有了更为多向度的深层表达。小说以“我”与丈夫赵二娃回乡过年为线,看似书写疫情时期大背景下的小家日常生活与情感,其实带着您个人反观的视角,书写的是不同时代下的人的境遇或心理困境。赵二娃为前妻厉妮前去美国深造的跨国学习与上一场婚姻的过往,事实上都隐含着更为深刻的意义,作为中国人,赵二娃的爱国情怀让人刮目,他与前妻厉妮同为留学生的不同心境与心态,也不禁让人心生些许感慨……在彼时的疫情下,赵二娃果断报名支援武汉,小家与疫情下的抉择,也让人不由心生感动。同时,小说里公公(赵老师)忽然对“棺材”的渴念,又引入了入土为安这一话题。可以说,这篇小说的驳杂中有着毫无违和的统一,叙事舒缓流畅,让人仿若感同身受。请谈谈有关这篇小说的个人思考?
 
  ▷薛:我的先生有很多从国外留学回来的同事和同人,偶尔与他们一起吃饭聊天,我会听到一些他们在留学期间的故事。有一次,一位生物医学女院士说起她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去美国留学的事。那时候大家都穷,买一张去美国的单程机票需要借钱,上飞机后,她口袋里所有的钱总共五十美元,中国人民银行允许兑换的最高金额。十五年后,她已经很有钱,在纽约的商场里可以随手买一件五万元的大衣,但是,她还是回国了,与她的先生一起。然后,他们一群科研工作者就纷纷说起自己是在哪一年出国的,哪一年回国的。他们大多是普通家庭出身,父母是教师、工人、职员,甚至农民,他们戴着贫穷的帽子去欧美留学,很多人留在了那里,也有很多人选择了回国。那天在座的,都是海归,他们如今已然是教授、院士,他们聊起过往,就像在聊童年趣事,没有一个人说是因为爱国才回来的。
 
  我在想,可能我希望给予《回乡记》的是某种“回归”的意味。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回归”情结,一如文中的“赵二娃”,从美国回到中国,从上海回到四川;“赵老师”,从阆中城回到山沟沟里的风东垭,从三层公寓楼回到一口棺材。
 
  ▶丁:对小说家而言,写作不仅是体力上的消耗,而且是精神的消磨,苦乐唯有自知,在小说写作期间,您的写作习惯是什么?一般而言,您是如何开始构思一篇小说的?是先想到一个人物,还是先有一个故事,或是先有一个合适的结构。
 
  ▷薛:开始写作时,我会给自己准备一大杯不加奶不加糖的热咖啡,然后差不多在一个情节推进即将完成前停止,留待下次再续。家里要是有人,我会给自己戴上耳塞,隔绝世界。
 
  我有一个本子,里面记录着很多题目,比如在某一次饭局上听到的好故事,或者在网上看见的有意思的八卦,三言两句,我自己一看就能延伸出一大堆想象的那种。这些都是我储存的素材,留待写小说的时候用。现在比以前更方便的是,在外面忽然看到或者想到什么有意思的话题,我赶紧给自己发一条短信,所以,我的手机里总是有很多自己给自己发的短信,那些都可能成为进入我即将要写的某个小说。
 
  大多时候,我首先关注的是人物,这个人物在我心里先要有自己的性格、形象,以及他(她)的教育程度、家庭出生,小说正文未必出现这些内容,但这可以让我对人物有稳定的认识。我们经常说“性格决定命运”,人物的鲜活度和可信度,决定了小说最基础的质地。当然,这的确只是我个人的习惯。
 
  ▶丁:的确是这样,每个作家都有着自己的不一样的写作习惯。我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就国内而言,目前疫情无疑已得到有效控制,您怎么看待疫后文学与生活?
 
  ▷薛:萨拉马戈的作品《失明症漫记》中,人们就遭遇了一场突如其来的瘟疫。繁忙的路口,绿灯亮了,中间车道的头一辆汽车却停止不前,司机在挡风玻璃后面挥舞着手臂,围观的人打开车门之后,才知道他在喊:我瞎了!没有人会相信,他的眼睛清晰明亮,巩膜像瓷器一样洁白致密,然而他却一再绝望地喊着:我瞎了!我瞎了!一位路人送他回家,却被传染上失明的怪疾。眼科医生成了第三个牺牲品。失明症迅速蔓延,整个城市陷入了一场空前的灾难。小说给我们呈现了一个面临巨大危机的社会,当生命受到威胁,当生存出现危机,当人与人之间、人与外界之间需要隔离,由此危机延伸而来的,也许就是社会生态、权力结构的变化,人性既被考验,又被一次次证明其脆弱,以及作为人类,永远心怀希望的特点。那部小说有着浓烈的荒诞气息,也让人反思:今天,人类几乎进入了一个物质主义的消费世界,当所有的神圣事物都不再与我们的世俗生活相关的时候,所有的个人都将成为孤独的失去理想的个人,再无某种终极关怀将他们链接起来,这时的人类,是否将不再能应对大危机?社会一旦发生崩溃,是否将无法重建?
 
  所幸的是,经典的文学书籍依然在书店长久地停留,经典的电影也被人们从网络里搜索出来,一次次地回顾,他们维系着我们社会的共同想象,也是让我愿意安下心来创作,以及依然希望自己有所追寻的理由。
 
来源:《长江文艺》
作者:丁东亚 薛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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