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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记忆与空间符号认同的东北书写

 


时代记忆与空间符号认同的东北书写
 
  “和光读书会”的成员是大连理工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点的师生,主持人戴瑶琴,启动于2018年6月。去年,读书会部分成员参与了中国作家网庆祝澳门回归20周年专题的系列读书活动,“和光”已显示出更明确的定位:本硕贯通、“90后”及“00后”、文理交叉,以主题沙龙和作家课堂的形式把读书与创作同时推进。本期读书会,6位“和光”的“90后”成员,共同讨论双雪涛的《猎人》、班宇的《冬泳》和郑执《生吞》,议题核心不是单纯的“东北书写”,而是小说中开放的时代感、文化质地和美学韵味。
 
  陶兆基:当我们发现“东北”作为一种地域文化背景在青年作家双雪涛、班宇、郑执的若干作品中“共时式”出现时,考察“东北”元素就成为主动论题。越过萧红、萧军、端木蕻良的民俗色彩,当代青年究竟如何在社会与时代的夹缝中描摹东北的文学面貌?作家如何通过写作东北,为当下的读者重塑20世纪90年代的时代记忆?东北青年作家近年写作的相似点非常多,甚至令人好奇他们是不是都在同一街道长大。小说主要人物可粗分为小城少年、文学青年、底层中年;叙事的话语形态基本是间接引语与自由间接体的混杂;氛围基调常为苦涩灰暗。但就更细节、更重要的写作技巧来讲,首要的应该是语言问题。金宇澄通过《繁花》给出了地域书写的吴语摹本,如何将东北方言融入书面便也呼唤着一个范例的出现。双雪涛写作中的隐含作者往往试图专断地代替人物说话,直接引语的风格与人物身份的脱节似乎从未得到解决,这也给我们抛出了问题:出走的青年知识分子能否代替中年民众言说?这种思量并不出于对创作意图的揣摩,而是源自对小说技巧的批判。班宇提供了更好的方案,他对东北方言的书面化处理恰到好处地运用“够呛”“不能吧”“挺有主意”等口语,而不是刻意地抛出几个装饰意味的、富有地方色彩的名词(地名、物件等),在地域特色塑造上非常纯熟。郑执在《生吞》中将叙事视角分为王頔(第一人称)和冯国金(上帝视角),这是聪明的写法,因为规避了后者难以把握的同叙述者声音,即如何将一位东北中年民警的语言实施书面化的相应难题。
 
  除了历史和方言,“地方”还意味着什么?当我们触摸到故事的肌理,比如双雪涛《冷枪》《松鼠》的小镇青春,班宇《盘锦豹子》一地鸡毛的日常、《空中道路》工人下岗的命运转折,郑执《生吞》中黑警勾结与烂尾楼、校园暴力和街头炸串过量的添加剂,这些并不是东北独有的,而是在那个年代中国南北各地都能找寻到。东北作家并不先天具有“文学化”东北的义务,选择家乡作为作品背景也仅仅是创作者写作生涯起步时的惯常选择。暂时抛开“东北”,便能发现三位辽宁青年作家不约而同地指向中国上世纪90年代的时代记忆书写。
 
  王玥枭:流行于网络的“东北话”,既是一个抽空历史深度与文化内涵的能指,又是一个充满偏见的隐喻。这种文化阴影,必然是双雪涛、班宇、郑执的书写要正面迎击的困境。重述东北,也是一场文化的斗争。3位作家在叙述中,都高频使用一位或多位第一人称叙述者,担任小说的主角或核心事件的观察者。这一言说主体在方言与书面语中切换自如,例如班宇的诸多小说,并不构成对“真实”的破坏,反而完成了语言的突围。叙述选择造就出新的言说主体,它既不流于伤感,也不沦于世俗,而是饱含尊严。而文学创作,记录且呼唤着在日益分裂的文化环境里整合差异、寻找集体的可能。
 
  正如疯狂与罪愆构成现代小说的主题,刑事案件展现出“成问题的个人”对于自我的找寻。《生吞》是其中一个重要文本。小说在悬疑案件的外壳中讲述一段残酷青春,故事结构并不新颖,但内容颇值得关注。青春属于由王頔、冯雪娇、高磊、秦理和黄姝等工人子女、商人子弟、天才组成的集体。青春的消散就是集体的分崩离析,伴随着同伴间彼此的背叛与分离,伴随着杀人真凶多年来的逃逸,伴随着阶层分化、东北衰退的历史宏大背景。
 
  “人们之所以这么多的谈论记忆,是因为记忆已经不存在了。”在阅读双雪涛、班宇和郑执的小说时,皮埃尔·诺拉这句话让我深深感到触动。如果说这段历史理应作为一种公共的文化记忆,那对于新世纪的我们来说,这种记忆却是由虚构的小说所创造的。我并不认为,将一部小说紧密比附于时代是对所谓“文学性”追求的贬低和侮辱,反而正是这种鲜明的时代特征给予作品以无比厚重的历史感。它并不指向抽象而又肤浅的哲思,而是关于时代的记忆,鲜活、生动,饱含尊严与温暖。《生吞》结束于地洞中的星光,它既是对青春的追忆,又是对一个时代和两个生命的致敬,还是对生活自身的探寻。
 
  赵 鼎:双雪涛、班宇和郑执从“子一代”的角度叙述着世纪之交的东北,展现社会变革,描摹众生百态,探求人生哲学。郑执的《生吞》里,有一开始便处于疯癫狂乱状态下的“失语者”,亦有被生活步步紧逼而走向“非人”之人,最后他们只能发出如野兽般嘶哑的怒吼,以暴力的手段使迟来的正义得以伸张,抑或走向苟活的沉默。可以说,在道德与良知消磨殆尽的边缘,底层生命已然沦为社会暴力的最大承载者,“鬼”早已从故事和传说中融入现实,侵蚀着无数的心灵与生命。班宇的《冬泳》着重刻画小人物的挣扎与溃败,“弃子”似乎成为共同命数。他们曾努力改变现状,也尝试过出走逃离。无数迷惘的灵魂在悲凉现实与渺茫希望中徘徊,已成光下的黑影,那么,从父辈传至子辈的生存难题与精神困境该如何破解,答案难寻。与《生吞》和《冬泳》不同,双雪涛《猎人》中的许多人物虽然具有“东北”特质,但其故事发生地与叙述侧重点已不是东北本身了:《女儿》中迟迟不来的女儿可以从《等待戈多》中找到回应;《武术家》和《Sen》将目光投向了历史之维;《预感》是融汇过去、现实、未来的想象碰撞;《猎人》则描写了身处北京等地的边缘性小人物的碎片化生活,这些小说大多在现实与虚构之间游走,构思精巧,手法新颖,颇具荒诞性意味。《猎人》可以说是双雪涛意图突破其“东北作家”标签的一次尝试,我们从中感受到他超群的创作禀赋与野心,然而遗憾的是,或许正是力求突破创新之故,部分小说技巧有余而内力不足,略显急于求成。
 
  从记忆伦理学角度来看,班宇的《冬泳》、郑执的《生吞》与双雪涛前期作品,更倾向于对东北苦难记忆的书写。站在当下重构过去的创伤记忆叙述、集体记忆的传承和输出,无疑对重审、补充与反思东北文化具有历史和文学上的双重价值。我认为,上世纪末出现的生存困境如今依旧延续,并且已逐步从经济层面延展到了文学话语权层面。那么,在新媒体时代,在大众传媒和公众舆论为东北贴上层层标签的今天,除重新叙写历史之外,如何在现今的文化环境中打破固有的误读标签还原真实东北,如何从地域文化出发进而反映普遍人性问题,值得我们深思。
 
  牛煜琛:在东北,但凡稍具规模的城市,你总能从中找到一条街道或社区,以“兴工”为名。而在双雪涛、班宇和郑执的小说里,我们同样可以看到一种类似的存在:对东北这片土地无意识的眷笔,以及走出它的愿望。
 
  在“小说”的路上,双雪涛较之班宇跋涉得更远。《武术家》里,他放弃了解释上一代人故事的专属权利,放弃了“子一代”叙事的天然合法性,指引我们追溯至更难以构想的旧“东北”,作者握住广泛且自由的传奇话语,即探测历史底层。孤注一掷的时空转移是双雪涛在地域开发上的努力,而更加强烈的“出走”愿望亦寄寓其中。
 
  《生吞》作为情理完备的长篇,其所摹拟的“东北”环境也相当详实——尤其贴合阅读期待。无论是道上仇杀、命案尚悬,还是东北的土语粗话,都为故事铺开提供了亲切的设定。但从文学性来看,郑执只是借此背景讲述一个青春、生命与救赎的案件,一切只是恰好发生在东北,并非秦理、黄姝等人对地域情有独钟。“东北”于此,只是充任一种道具。
 
  东北更多时候只在代言一处方位和一种温度,而我们对“东北”文学的误读也如是。东北愈渐被以一个笼统的、附之引号的范畴加以解读,甚至其自身也在外来偏见中甘于“他者化”,
 
  3位青年作家就在反抗这一趋势。
 
  高瑞晗:双雪涛、班宇、郑执的作品各不相同,但都与东北老工业区有紧密联系。他们将自己最熟悉的语言——东北话融入作品中,字里行间夹杂着东北人特有的幽默及自嘲、残酷和决绝。在叙述背后,他们表现出对城市小人物的关注、对历史与现实的惶惑,以及由此产生的逃离渴望。
 
  在郑执的《生吞》中,秦理和黄姝相依为命,却被残忍的集体合力推向死亡。亲历者“我”认为是自己的胆怯、懦弱将好朋友推下深渊,事实上,社会才是幕后黑手,它给人希望却又将人生吞活剥。郑执通过5位青少年与命运的轮番抗争,展现被现实“生吞”的小人物的生存实况。
 
  需要留意小说中提到的“艳粉街”,这是沈阳的一处棚户区,双雪涛的《平原上的摩西》《猎人》也涉及这片区域。艳粉街的秘密都被收藏于暗夜,双雪涛的少年时代就在艳粉街度过,这个在小说中被形容为“烂泥塘”的地方,是他最熟悉的地点。关于艳粉街,双雪涛曾提到:“我并不是只写东北。我只是借用东北的一些素材,来写人和人性。艳粉街早已经不存在,我的印象也已经模糊。”因此,艳粉街早已成为一个符号,用来标记城市中的边缘群体。
 
  与艳粉街功能相似的是班宇笔下的“工人村”。《工人村》记录着各式各样普通且悲伤的故事,如足疗店的吕秀芬,超度法师李德龙和董四凤,从小混到大的同学战伟。《冬泳》有一个属于上世纪90年代的东北背景“下岗”、“买断工龄”。“下岗潮”席卷东北工业区,无数家庭不知道明天会怎样。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与肮脏破旧的棚户区、筒子楼遥相呼应,这是东北“80后”作家对已逝时代的惶惑。 他们用冷静平和的笔调,在作品中勾勒出被“生吞”的小人物群像。
 
  小人物无力感的来源是生命个体在历史与现实的裹挟下,无法回避又无力改变的无奈。他们只是时代碎片,命运的悲剧产生于历史细节,偶然性的背后埋设着必然结局。就在与命运的殊死搏斗中,他们发现,比现实更残酷的还是人性。
 
  刘静瑶:3部小说的叙述中都穿插着创作者对于自身故事的解码。郑执《生吞》藏于“悬疑”标签之后的,是作品作为青春伤痛文学的事实。王頔坦白当初曾送给黄姝一盘磁带,磁带分A面与B面,文章的段落划分及叙述视角也基于二维,王頔与冯国金分别位于叙述首尾,在不断交织、不断印证中推动故事层层递进,第一人称的成长故事便是对第三人称的案件重构的解码。班宇小说的方言化语言往往在叙述临近尾声时倏然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正统书面语。这般抽离的叙述寄身于故事之中,也在潜移默化中消解故事里日常的寡淡,在赋予作品更强叙事张力的同时,发起了基于既有社会逻辑的新一轮试探。双雪涛会将笔触盘桓于小人物,就如《猎人》中的吕东,仿佛是作者的一种投射。人物凭借着故事现有身份而成立,却因成为作者自身观点的话语媒介而存在。同时,双雪涛作品中存在大量同名角色,如“刘一朵”,小说体现着“省力的怀念”,即在虚构自我与虚构故人中情感互动。
 
  东北书写,一方面记叙了作家的东北记忆,另一方面也促进东北人对自身文化符号的认同。《生吞》的结尾,长大后的王頔等人再次回到防空洞,望着洞内的光景,回忆旧友,想着“原来真的有星光”。同样的情节兴许也可以发生在其他地方,但防空洞指向了叙述无形中绑定的东北本土经验。
 
  双雪涛的小说带着铁色,班宇的小说起伏着暖黄色,而郑执的《生吞》回环着墨绿色。3位创作者具备不同的文字气质,相似的下沉式“取景”,重建大时代中小人物的社群身份。我们依然可以清楚地看到东北地域文化的影子,那是源于作家不自觉中流注于笔端的文化理解。
 
  (本文发于中国作家网与《文艺报》合办“文学观澜”专刊2020年6月24日第6版)
 
  来源:中国作家网
 
http://www.chinawriter.com.cn/n1/2020/0624/c432718-31758271.html